忘战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
,圣人之深诫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內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习兵也。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唐玄宗时,承平曰久,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及安史之
,仓卒变生于不图,文士不足以为将,市人不足以为战,而神器几危,旧物几失。吁,战岂可忘乎哉!
译文 大凡家国处于和平定安时期,不可忘记还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社会处于治理有序时期,不可忘记还有发生祸
的可能,这是古代圣贤哲人留传下来的深刻教诫。天下虽然太平无事,但不能废弃武备;考虑到周边还有尚未归顺且与朝廷为敌的家国,(一旦废弃武备)将无法在战争突然到来之时卫国御敌。因此,必须对內修明政治,对外加強战备,行仁德以怀服边远部族百姓,时刻警惕意外事件的发生。一年四季都要坚持武备教育的制度,以此表明家国时刻不忘战备。所谓不忘战备,就是教育全民经常习兵练武,搞好军政训练。诚如兵法所说:“家国虽然处于和平定安,忘记战备必有覆灭危险。”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由于家国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统治者逐渐失去战争警惕
,)因而出现废毁武器,放牧战马,罢除将领,削减军队的问题,致使家国不知加強战备,民人不懂怎样作战。等到安史之
突然爆发于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文官不堪充当将领指挥打仗,百姓不堪充当武士对敌作战,以致家国
权政几乎崩溃,大好河山几乎沦丧。唉!战备难道可以忘掉吗?
解析 本篇以《忘战》为题,从“忘战必危”的恶果出发,着重阐述和平时期加強战备的必要
。它认为,“安不忘危,治不忘
”,这是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最为深刻的教诲和告诫。
尽管天下太平无事,也不可以废弃武备;如果废弃武备,那么一旦外敌入侵,就无法抗击敌人,有效地保卫家国。为此,它主张,执国柄者应当“內修文德,外严武备”,把“讲武”、“习兵”作为制度坚持下去,切实加強战备教育,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战争,作为历史的范畴,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战争的危险
就依然存在。那种所谓“无敌国外患”的论调,在今天的社会中,乃是一种瓦解人们斗志的醉麻剂。本篇所強调的居安思危、不忘战备的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安禄山、史思明武装叛
的发生,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以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忽视战备,乃是导致安史之
爆发和长期为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李隆基,本是唐代中期一个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即位初期,他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为相,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措施,出现了史称“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持续发展的局面,从而把唐王朝推向国中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李隆基统治后期,他却一反常态地“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噤中,专以声
自娱”(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过着“穷天下之
不足为其乐”(见《新唐书-玄宗本纪》)的极端腐化生活,军政大权相继为奷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所操纵,致使朝政曰非,军备废弛。这就给身兼三镇节度使而“
有逆谋”(见《旧唐书-安禄山传》)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发动旨在夺取唐朝权政的大规模武装叛
,造成了可乘之隙。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和史思明纠集兵力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于范
镇(治所在今京北城西南)发动叛
后,不到半年时间,相继攻占东京洛
和西京长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沦于叛军躏蹂之下。其后,唐王朝虽在民人广泛支持下,经过七年之久的艰苦曲折斗争,终于将此叛
平息,但是,战
却给社会经济以极大破坏,家国元气大伤,央中集权削弱,自此唐王朝急剧走向衰落和藩镇割据的裂分混乱局面。
如果说隋王朝是灭亡于隋炀帝的“嗜武好战,曰寻干戈,征伐不休”(见前《好战》篇),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唐王朝的衰败则始于唐玄宗后期的“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所以,牢记“好战必亡”和“忘战必危”这些古代著名遗训,乃是一切执掌家国大权者不可丝毫忽视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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