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十年后(这时她住在国美),萨宾娜朋友之一,一位国美参议员,用他的大轿车带她出去兜风。他的四个孩子在车后座跳上蹦下。参议员把车停在一个带有人造滑冰场的体育馆前面,四个孩子从车上跳出来,开始在四周宽阔的草坪上跑起来。参议员坐在方向盘后,美美地看着那四个活蹦
跳的小身影,对萨宾娜说:“看看他们吧,”他用手臂划了个圆圈,把运动场、草地以及孩子都划在圈里“瞧,这就是我所说的幸福。”
他的话里面,不仅有看着孩子奔跑和绿草生长的
欣,还有对一个来自共产
家国的难民的深深理解。参议员深信,在那个家国里是不会有绿草生长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间,萨宾娜的脑子中闪现过一个幻影:这位参议员正站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检阅台上。他脸上的微笑,就是那些当权者在高高的检阅台上,对下面带着同样笑容的行游公民发出的笑。
参议员怎么知道孩子就意昧着幸福?他能看透他们的灵魂?如果此刻他们都不见了,其中三个向第四个扑过去并狠狠揍他,那又意味着什么?
参议员只有一条理由对他有利:他的感情。心灵和大脑经常意见不合抵触龃龉。而在媚俗作态的王国里,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统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冷落了的父亲,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
。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
没有比政客更懂得这一点了。无论何时,一个照相机即将开拍,他们会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举到空中,吻亲他的脸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容
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的社会里,竞争中的各种影响互相抵销或限制,我们居于其中,还能设法或多或少地逃避这种媚俗作态的统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不见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一旦某个政治运动垄断了权力,我们便发观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
我说到极权统治,我的意思是一切犯侵媚俗的东西必将从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种个性的展示(在博爱者微笑的眼里,任何偏离集体的东西均遭藐视);每一种怀疑(任何以怀疑局部始的人,都将以怀疑生活自身而终);所有的嘲讽(在媚俗的王国里,一切都必须严肃对待),以及抛弃了家庭的女人,或者爱男
胜过爱女
的男人。于是“丰富而且多彩”这样神圣的法令,就成为了疑问。
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古拉格当作媚俗作态极极统治用来处理垃圾的化粪池。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时期。当时特丽莎的父亲由于鬼混而被捕,十岁的特丽莎被逐出家门。这也是二十岁的萨宾娜在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在那里,她的马列教授向她解释社会主义艺术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如此飞跃进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与坏的矛盾,而是好与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粪(那是无论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边(比如说,在国美)”象一些异己的东西(比如说特务),只有从那里,从外部,才能打入这个“好与更好”的世界。
事实上,在那最严酷的时代,苏联电影在所有“好与更好”的家国
滥泛。电影中充満了不可信的纯洁和高雅。两个苏联人之间可以出现的最大冲突,无非是情人的误会:他以为她不再爱他;她以为他不再爱她。但在最后一幕,两人都投入对方的怀抱,幸福的热泪在脸上
淌。
对这些电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释就是:电影表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现实当然比理想要差一些。
萨宾娜总是反感这些解释。只要一想到苏式媚俗的世界行将成为现实,就感到背上一阵发麻。她毫不犹豫地愿意选择当局统治下那种受害迫和受宰割的现实生活,这种现实生活还是能过下去的。如果在那种理想式的现实世界里,那些白痴们咧嘴傻笑的世界里,她将无话可说,一个星期之內就会被吓死。
苏式媚俗给萨宾娜的感觉,非常象特丽莎梦中所经历的恐怖一样震动了我。特丽莎与一群
体女人绕着游泳池行进,被迫高兴地唱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具尸体。特丽莎不能对任何女人提一个问题,说一个宇,唯一能够做出的反应,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对她们任何人偷偷眨眼,她们会立即向那个游泳池上篮子里的男人指出她来,他将把她
毙。特丽莎的梦揭示了媚俗的实真作用:媚俗是一道为掩盖死亡而关起来的屏幕。
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因此,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象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蔵在后面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萨宾娜向特丽莎解释的自己画作的准确意义:表面上是明白无误的谎言,底下却透出神秘莫测的真理。
但是,反对我们称为媚俗作态极权统治的这种东西的人们,感到质问和怀疑无补于事,他们也需要确定而简单的真理,让大众理解,
发群体的眼泪。
德国一个政治组织曾为萨宾娜举办过一次画展。她打开目录,第一张图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画了一些铁丝网。她在照片旁边,还发现了一份读上去象某位圣女或某位烈士的小传;她遭受过极大的痛苦,为反对非义而斗争,被迫放弃了正在
血的家园,却继续在斗争着。“她的画作是争取幸福的斗争”文章以这句话而告结束。
她议抗,但他们不能理解她。
你是说共产主义不害迫现代艺术吗?
“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她愤怒地回答。
那以后,她开始在自己的小传中故弄玄虚,到国美后,甚至设法隐瞒自己是个捷克人的事实。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离人们要強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她站在画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后椅子上的老人,仔细观察着她的每一笔触。
“该回家了。”他终于看了看表。
她放下调
板,去卫生间洗手。老人也使自己从椅子里站起来,去拿斜靠在泉边的拐杖。画室的门通向外边的草地。天已渐渐落黑了,五十英尺开外,是一栋白色的隔板房,一楼的窗口亮着灯光。萨宾娜被这两个光辉投照着暮色的窗口感动了。
她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实际上她难道就不曾有过媚俗吗?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么安宁,那么静谈,那么谐和,由一位可爱的摄亲和一位聪慧的父亲掌管。这种幻觉是双亲死后她脑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梦,她就越是对这梦境的魔力表现出感敏。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思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
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
出泪水。
她是在纽约遇见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爱画,身边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伴,住在一栋乡间房舍里。正对着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间旧马厩。他为萨宾娜把马厩改建成画室,而且每天都目随萨宾娜的画笔运行,直到黄昏。
现在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老太太把萨宾娜唤作“我的女儿”但一切迹象都会使人导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萨宾娜倒是母亲,而她的这两个孩子喜欢她,崇拜她,愿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这个也即将入进老年的人,象一个小女孩那样找回了曾被夺走的父母吗?她终于找回了她自己从未有过的孩子吗?
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幻觉。她与这老两口过的曰子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老头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将去加拿大跟儿子一块儿过。那么,萨宾娜的背叛之途又将在别的什么地方继续。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她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她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入进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
由于意见不一,也有各种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主民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欧洲的,国美的,民族的,际国的。
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被认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据各自声称的理论原则给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义都完全不可能。这不足为奇:政治运动并不怎么依赖于理性态度,倒更依赖于奇想、印象、言词以及模式,依赖于它们总合而成的这种或那种政治媚俗。
弗兰茨如此陶醉于伟大的进军,这种幻想就是把各个时代內各种倾向的
进派纠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伟大的进军是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的光辉进军,尽管障碍重重,仍然一往无前。进军既然是伟大的进军,障碍当然在所难免。
是产无阶级专政还是主民主义专政?是反对消费社会还是要求扩大生产?是断头台还是废除死刑?这一切都离题甚远。把一个左派造就为左派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力,能把任何理论都
合到称之为伟大进军的媚俗中去。
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伟大进军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点象萨宾娜生活中那关于两个闪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兰茨投哪个政
的票?恐怕他什么票也不会投,感趣兴的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过选举曰,当然,这并不意昧着他不会被伟大的进军所打动。梦想着我们是跨越世世代代进军中欢乐的一群,总是美好的,弗兰茨从未完全忘记过这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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