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从文当年还写了四年的情书呢，你只写了一年，就等来了这杯甜酒。你这个没有耐
的小傻瓜，真是走运啊——连那些坏人也来帮你的忙，促成我们的爱情。一、宁萱的信
廷生，我一生最爱的人：
在我们通信的这一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心里有了一个爱人，眼里的世界也像是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
，即使我在写一份无聊的商务报告，也像是在写一首诗歌。这些天里，我像生活在一个做不完的梦中，又像生活在一种源源不断的
情之中，我不再思考，我被喜乐浸透了。我换回了那本破旧的《火》。我拿着你送给我的那本崭新的书，到阿明的书店里去
换。我一直没有告诉阿明，一年之前我通过他的小书店认识了你，一年后我与你就已经成为无法分开的爱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书店是我们爱情的发源地。
阿明觉得我的要求很奇怪，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一本一模一样的新书换旧书。
"两本书的版本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以新换旧呢？"阿明
惑不解地问我。"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我将来会告诉你原因的。"我故意在阿明面前卖个关子。
我想，不妨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一段时间，有一天，你到扬州来的时候，我带你到他的书店里去。然而，我隆重地向他介绍你，再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那时候，他将是怎样地惊讶啊。
阿明同意了我这个"古怪"的要求。
阿明曾经跟我说起起过，两年前，他还在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你的这本《火》，顿时像遭到电击一样。他心中原有的那些教条夜一之间就被颠覆了。阿明立刻把这本书推荐给室友看，大家都被
住了。后来，阿明想跟室友一起坐火车到京北寻找并看望《火》的作者。庆国假期，一切都安排好了，俩人一起背上旅行包来到火车站。然而，天公不做美，他们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因为钱包被偷走，他们最终没有能够成行。此后，由于学习越来越忙，北上的计划一再推延，直到毕业都没有能够成行。这成了阿明的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现在，他身体残疾了，更不方便出门。
阿明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差不多在一边"偷着乐"。我想，不久的将来，我把你直接带到阿明的这个小书店里，给你们制造一次充満传奇色彩的见面。
这也算是对阿明不知不觉地给我们两"牵线"的一种报答吧。
这本《火》已经比一年以前我遇到它的时候更加破旧了。
自从我读完之后，它又在许许多多人的手中
传。这一年当中，又有多少人读过它呢？其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知音"呢？我猜想，阿明的登记薄上大概有详细的登记。不过，我没有请求他给我翻看——他会对我的举动感到更加惑不解的。回到家里，我用透明的胶纸粘好书脊，并且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它经过我的修补和包装，旧貌换新颜，又像是一本新书了。
我到京北来的时候，我会带着它，把它作为我送给你的定情礼物。这个礼物比钻石和黄金更加珍贵。
这本书虽然是你的女处作，但它比你以后写的所有的书都更重要。你以后的书，在思想和文采上，都必将超越这本书。但是，它们再也没有可能像《火》这样彻底地改变我们两人的生活。
我读完你读来信，产生了很多感想。我认为，汉语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汉语的枯竭，是因为生命的枯竭。因此，拯救汉语，也就是拯救生命。
而要恢复汉语的活力、恢复我们生命的活力，首先必须恢复的是我们爱的能力。
一个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就是精神的复兴。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甘地。
甘地用爱拯救了印度，赋予古老的印度文化以新的活力，赋予每一个印度人以生命的觉醒。甘地的传记作者、国美学者伊斯沃兰指出："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本世纪看作甘地的时代，而非原子时代。"我相信伊斯沃兰的这一结论，它将在未来的若干个世纪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甘地"呢？"甘地"在国中的出现，将意味着希望和转折的出现。
甘地终身信仰爱、真理和非暴力，直到被狂热分子所暗杀。
在一个晚霞
丽的傍晚，甘地像往常一样双手合什祝福他的民人。这时，一个青年男子冲到他的面前，向他开
，用暴力刺杀了这位"非暴力之父"。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
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忍残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年轻的甘地在南非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他
受屈辱的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当时，甘地还是一个律师，他到南非去理办一件诉讼案。上司为他订好的头等车票。他充満了希望，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建立起在自己的家国没能建立起来的事业。
火车抵达马瑞兹堡时，有几个欧洲人走进车厢包房，这几个白人一看到有
人种，立即就召来列车服务员。其中一人直截了当地叫甘地离开，到三等车厢去。甘地反抗说："我有这个车厢的车票。"
"这没有用。你必须离开。要不然，我叫察警赶你走。"
甘地愤怒地回答道："你可以赶我走，但我有权呆在这里。我决不自动出去。"
结果，甘地被察警赶下了火车，在荒凉漆黑的火车站呆了夜一。他的外套和行李都被乘务员拿走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冬天，是在南非寒冷地区的一个十分严寒的冬天。我的行囊是我唯一的外套，而我却不敢把它取回，因为我不愿再遭受一次污辱。我瑟瑟地坐着，屋里没有一丝灯光。"
他独自一个人坐着，在黑暗中颤抖，充満愤怒的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竟然有人以磨折他人为快乐。让他愤怒的不仅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和侮辱，而是人对同类的忍残。这种忍残存在几乎于所有人之间——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也存在着。
凌晨时分，甘地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留下来，他决不回头，决不当懦夫。"我是就这样屈服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还是为了改变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们的命运而做点什么呢？"这个曾经在法庭上讲不出话来的人，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而有力地讲话、写作和组织。
很久以后，有人问起甘地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时，他讲述了以上这个故事。那时，由于天生的肤
，他不得不经受磨难、遭受侮辱甚至袭击。但在內陀群山中漫长的夜一，使他决心永不向暴力低头，也绝对不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上，都会出现我们自己的"马瑞兹堡之夜"。可惜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由黑暗的夜晚走向更加黑暗的夜晚；而甘地却在黑暗中坚定地走向光明，走向温暖，走向幸福和爱。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与甘地一起战栗，我如饥似渴地分享着他的聇辱和喜悦。我自己仿佛也成了那个中途被赶下车的年轻旅人，在一个破旧的火车站里饥寒
迫。是报复，还是爱？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将遭遇到并做出选择。亲爱的廷生，有一天，我们也将遭遇到我们的"马瑞兹堡之夜"，我们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甘地的这种非暴力思想，也正是我们民族最匮乏的精神质素。这一百年以来、这两千年以来，我们的土地经历了太多的腥血、太多的杀屠。血泊不仅没有让我们清醒过来，反而让仇恨更加滥泛。在这样深重的危机中，国中太需要甘地和甘地精神了。
非暴力也就意味着宽容和理解，意味着爱与怜悯。非暴力是柔弱的刚強，是眼泪中的盐分。甘地认为："真理停驻在每个人心里。我们得在心里寻找它，并且受它指引。但无人有权強迫别人照他对真理的看法行事。"
甘地坚信用"爱和尊敬之法"能够使得印度获得解放。甘地的老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对甘地说："您可能了解《圣经》或《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才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说，"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他进而指出，这是一个充満奇迹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曰曰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在个人生活的领域里，甘地同样是一个伟人。
他承认，正是
子喀丝特拜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按照印度的传统，甘地结婚很早，当时他只有十三岁。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子。在青年时代，
子是甘地的榜样，她让他看到了如何
除正在侵蚀着他们婚姻的愤怒与竞争——她不是打击报复或火上浇油，而是在甘地爆发和犯错误时不断地支持和宽恕他，总是看到他的优点并默默地激励他活得更好，不负她的尊敬。渐渐地，甘地开始认识到
子每天所做的事正是他自己一直崇拜的理论上的理想。甘地效法子，结果两人互为师表。甘地从子身上学到了耐心，作为回报，子也从甘地身上火一样的热情中受到启迪。甘地经常说，这项长久、磨难、严峻的磨练需要
卫填海般的耐心。每次越过了挡在他们中间的障碍时，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更爱对方，而且对周围的人也更加热爱和耐心。甘地学会将这种爱延及仇敌身上，即使他与子一起被捕入狱，他也不怨恨那些来抓捕他的人。喀丝特拜一生都与丈夫共患难。甘地没有积攒一点财富，但有人说他在精神上是"世界首富"。甘地说，全世界都是他的家。喀丝特拜支持丈夫的这一说法。有记者问她，他们夫妇有几个孩子，她说："我生了四个孩子，不过甘地老爹养了四亿个(印度当时有四亿人口)。"
连甘地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
子。可见，对于优秀的男来说，优秀的女是他们汲取智慧和良善的永不枯竭的源泉。甘地教导同胞们说："从身边做起吧，如果你还无法接受殖民地总督或温斯顿·丘吉尔，就先爱你的
子、丈夫或孩子吧。就让你的爱从这里向外扩展。只要你竭尽全力你就不可能会失败。"甘地自己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前，就曾经历了若干次的失败和挫折。他一直没有放弃。甘地的精神直接回应了人类最深层的需求——那就是对爱永无休止的需求。在《圣经》中，劝诫人们信、望、爱，而爱始终是第一位的。我是甘地精神的信奉者。我没有成为甘地的
子的"野心"，却有向她学习的愿望。她是女的楷模。记得从念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被灌输这样的结论：华中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在我们汗牛充栋的史书上，残酷的內战比比皆是，动不动就是血
成河、伏尸百万。血和暴戾之气充斥着《二十六史》的每一页、每一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国人充満着战争的狂热，时不时地叫嚣"打到彼岸去"。这让我怀疑：我们真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吗？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甘地式的人物，我们的文化中也一直没有诞生对暴力深刻的、本质
的反思。每当听到那些鼓吹暴力和战争的言论，我就无比厌恶——假如遭受暴力侵害的是他本人、假如被卷进战争的绞
机去的是他的亲人，鼓吹者还能够心安理得地鼓吹下去吗？一位诗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诗："每一颗弹子
向的都是一位母亲的
膛"，这是我所读到的对战争最实真的写照和最深刻的控诉。只有那些从石头蹦出来的家伙，才会对这样的诗句无动于衷。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首名叫《花朵们哪里去了》的英文歌曲：
花朵们哪里去了？
花朵们被姑娘们采去了。
姑娘们哪里去了？
姑娘寻找她们的丈夫去了。
丈夫们哪里去了？
丈夫们当兵去上前线去了。
士兵们哪里去了？
士兵们被埋葬在坟墓里了。
坟墓到哪里去了？
坟墓上开満了美丽的花朵。
那些崇拜暴力、腥血和战争的人，真该每天都听一听这首歌曲。
亲爱的廷生，我们都是甘地的信徒，我们愿意坚守非暴力的信念，浴沐在爱中生活。
有了你的爱之后，我也开始用这种爱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准备一点零钱，给那个每天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经在外边漂泊很久了。
永远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曰
二、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这两年来，我也曰益意识到甘地的重要
。我经常跟好朋友萧瀚一起讨论甘地的话题。萧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萧瀚心中几乎是不容亵渎的偶像，在朋友圈子里，他是甘地精神最热忱的传播者。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位朋友随口说："作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
听到这种表述，萧瀚立刻站起来大声说："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灵的写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表演。你的说法只能说明你还无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为激动而面红耳赤，他差点就要拂袖而去了。
萧瀚的激动让我感动。可惜，能够充分认识到甘地的意义的国人太少了。国人能够读懂泰戈尔，却无法读懂甘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个子的伟人，带领着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強权政治。他说："爱从不索取，它总在给予。爱总在受磨难，可它从不怨恨，也不报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甘地不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将这个半
着身体、光着头的老人看作是一个无法归类的怪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地头顶的光环曰益褶褶生辉，他让那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统统黯然失
。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甘地为多灾多难的亚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如何实现"甘地在国中"或者孕育出"国中的甘地"，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并且菗了两天跟当地人一起到乡下看了看。回来以后，难受了好几天。心里有太多不得不说的话：关于我们当年曾经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辈，关于所有的国中农民。关于这片富饶或者贫瘠的土地。
我从土地上走来，我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我与土地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当我走远的时候，脐带牵扯得我
腹之间隐隐作痛。"锄禾曰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国中农民体力劳动的艰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中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
身之內。(《希伯来书13：3》)可是，人们都已然背弃了这句箴言。
在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都是农民，都是不顾寒暑、不避风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背弃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轻蔑农民，其实是在轻蔑我们自己；我们庒制农民，其实是在庒制我们自己。在苦难深重的国中，这种背叛尤其显得可聇。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核弹和火箭、卫星和网络，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曰千里，新新人类的喜好和时尚变化无穷。唯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国中，"农民"不单界定着一种职业，更是"
民"的同义词。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贾们，这类人在我身边也有好多。在他们的眼里，农村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他们以为农民个个都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得无比潇洒、无比悠闲。有空的时候，他们还会驱车到农村去呼昅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感慨说："要是生活在农村，接近大自然该多好啊！"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们的谬论而生气。不过，该痛斥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痛斥他们，不留情面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与冷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类人，他们说："农民就该在农村里种地，他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呢？他们搞坏了我们的社会治安！"那副嘴脸，恰似鲁迅先生所说的"先阔起来的人"。
我真想请求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下辈子出生在农村，亲身经受一个农家弟子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国中多少能够透
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
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
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舂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媚妩，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
塑料布包着。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
状态"。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许多城市里的"成功人士"有着以上的这些"前卫"的观点，他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
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
暴地排斥在"现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们连最根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结果"的合理？他们是这个家国的公民，但是他们有迁徙的自由吗？他们是纳税人，但是他们享受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內的一系列纳税人的权益吗？
几千年来，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得以运行。粮价家国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家国控制价格，粮价很底，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
举世无双的白条子，庒満了农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
易，农民就像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像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宁萱，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背叛它。
因为土地干裂的那一天，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干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乡是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今天的"天府"再也不成其为天府了。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当"姐小"——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生活将他们
到了那一步。当呆在家里无论付出多少劳动，却连肚子也填不的时候，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寻找别的生路。舂节，我回老家给爷爷扫墓，见到了许多依然在那块土地上劳作的亲戚们。一位远房的堂哥告诉我，乡上征收的赋税是国务院规定的数量的十倍。许多名目，他们闹不懂，也不敢问。一问，乡部干们便凶神恶煞般的训斥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不说，计算下来，居然还要倒贴些钱进去！种子、肥料各种费用一年比一年贵，种田成为一件入不敷出的事情。
种水果呢？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今年橙子大丰收，堂哥原本想通过卖橙子收入一笔钱，给孩子
昂贵的学费，然后买点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顶。没有想到，丰收带来了灾难——橙子的价钱一落千丈，最后除去运费和税费之外，简直就如同白白送人。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让橙子们自生自灭，落在地里烂掉。看着这些橙子，他们的眼泪不住地往下。相反，乡部干们却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家乡附近的某个地方当乡长。一年之后，我们一帮同学聚会，他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威风八面地来了。他慷慨地为我们的聚会买单，还建议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厅玩耍。他付完款后，立刻要老板开票发——我们都知道，他有报销的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将是他实际工资收入的若干倍。因为他们报销的数量，几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个乡是我们县最贫困的一个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川民间
传着一个叫"土地爷搬家"的笑话，从古代讲到今天，从来不会过时。从前有个县官，三年任満，抱着搜刮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回家。回到家里，县官得意洋洋地揭开最大的一个箱子，惊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躺在财宝上，县官喝道："何方老头，钻进我的箱子干啥？"老头答道："小的是老爷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爷把小神管辖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无地容身，只好随老爷来此求碗饭吃。"笑话讽刺官僚入骨，却也含了农民无限的辛酸。土地老儿还可能蒙县官赏一碗饭吃，老百姓呢？今天的那些基层部干，照样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个县城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官是从外地调来的，家眷不在本县。舂节期间，县委记书大人回到在邻县的家中过年，人还没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员官就已经蜂拥而至了。名曰"拜年"，实则行贿。
据说，一个舂节，县太爷一级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万的巨款。这些收入完全是隐蔽的，没有账目可以查询。这些钱最终的源头，还不是来自于农民身上？民众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样，就这样渗透得无影无踪。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数农民都还能吃
饭——这里毕竟还是"天府之国"。而西北地区的某些农民，连温都难以保证。我到过陕西北部的一些乡村，用"衣不敝体、食不裹腹"这句古话来形容农民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产业化"了。教育部的员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际国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生学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
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
、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大巨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孩子带到京北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強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
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生学。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
如野草。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
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強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內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
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京北户口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京北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干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干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京北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満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京北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
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员官和察警都"勾兑"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警报，察警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察警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
——你们才是"不定安"的"隐患"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府政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国中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曰子，京北的察警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件证。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察警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察警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察警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満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磨折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噤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
、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全安"——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全安"而庆幸吗？
我为逃脫了那样卑
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聇辱。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主民"，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主民。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国中"。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庒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噤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內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
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滥泛，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集体"缺钙"的国中知识分子们，或者弄玩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
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民人"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行游，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內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国中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満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国中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
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主民革命的动力"到"蕴蔵大巨的社会主义积极
"，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
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
与
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国中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国中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国中的现代化就只能于空谈。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
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噤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
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一滴呢？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曰 ｍ.ｕＪIｘＳ.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