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家国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国美货币史学家德玛尔
1864年初，两份在国中成立行银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国中金融市场的“国中皇家行银”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海上 行银”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行银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海上的行银，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海上设立分行的外国行银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行银，在未来与汇丰行银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汇丰行银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国中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行银的主要支柱。汇丰行银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这样一家行银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汇丰行银刚一诞生，就赶上了国美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国美南方各州。国美南北战争爆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行银数量也急速膨
。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行银。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行银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海上，新成立的英资行银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行银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就在这时“噩耗”传来，国美內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內，接连倒闭了17家行银。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海上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行银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
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行银、有利行银、渣打行银、法兰西行银和汇丰行银。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行银的一
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行银。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行银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伦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国中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
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际国
行银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就在各大行银苦撑危局之时，汇丰行银在沙逊大巨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海上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远东行银业的大哥大丽如行银召集渣打行银、有利行银和法兰西行银等外资行银，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行银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国中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大巨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
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行银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画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行银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行银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
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噤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行银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行银风险也相应增加。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国中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行银才提出庒缩汇票期限。不过，庒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行银创造了一个大巨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行银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大巨资金的保障下，汇丰行银逆向操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行银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行银旗开得胜，表明了“国中的英格兰行银”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行银界的新领袖。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昅收国中储户存款，特别是国中达官贵人阶层的大巨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府政的一个藩台，奉命到海上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行银的案件。他一到海上，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行银而来。但当他来到行银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行银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国中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国中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汇丰行银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府政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全安的财富险保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由于汇丰行银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行银”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府政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海上《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行银——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行银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行银、港英府政的出纳行银、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行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的英格兰行银”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強势，怡和新的导领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行银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行银的行银，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国中金融体系的行银，成为真正的“央中 行银”
要行使央中 行银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国中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国中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府政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国中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国中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际国 行银家也只有控制了国中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国中的金融殖民。 m.uJixS.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