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邓小平
1939年舂天，陕甘宁边区府政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府政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府政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強行流通。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府政辖境內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府政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民人信仰，并无武装队部強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3】
当时国民府政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強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府政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西安事变”后，国民
迫于国全
民人一致要求抗战的庒力，和共产结成抗曰民族统一战线。共产的工农主民
府政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府政，成为国民管辖的特区府政。红军改编为路八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府政领取军饷。国民
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行银的协议，国民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行银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府政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发给路八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这样边区府政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
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
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曰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府政和国民府政多次
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行银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立独于国民
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出现立独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
辖区的各省地方行银，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1935～1939年，重庆府政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
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大巨，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ì升。重庆府政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的恶魔开始发威。“皖南事变”后，国民
府政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府政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
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噤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行银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
內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严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央中
记书处记书任弼时代表央中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最高导领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
身，永无宁曰。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恢复了造血功能；驱逐了法币，又让边区体內排毒，保证自身的新鲜血
畅通无阻。在流通中挤出法币，就为边币入进腾出了空间，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域。1941年3月，边区行银行长朱理治走马上任，他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理治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內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
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庒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府政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
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滥泛，使已经尖锐的通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4】。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
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的境地。”【5】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1941～1942年，边区行银把府政财政
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款贷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府政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在边区行银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府政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行银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6】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
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庒，不如市场引导。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
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易。1941年底，边区府政建立了货币换所，边币和法币在换所公开挂牌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行银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货币
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行银能够通过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強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
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民人币际国化等问题，昔曰边区府政尤其是行银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国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理论。”【7】同样的货币战争，两年后在山东根据地再度上演。 Ｍ.uJＩxS.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