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落尽，天梯消逝。我回到台中的中兴大学，履行我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我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的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強号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的“高级英文”课。有两天时间靠一位女佣协助，努力作一个家庭主妇，住在父母家对面，共享一个巷院，一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內。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三个儿子都进了青少年阶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
，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內心万千的牵挂，有时天上尚见下弦残月，我离家时真是一步三回头——最初只是践约，渐渐地，我回到台北，也会牵挂台中那一间小楼里的系务了。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梦想的实现，在林致平、汤惠荪、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內，我都不停地以一个教员的力量在推动。作为中部唯一的国立大学，总应该有文学院，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外文系最困难的是师资。那时全湾台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英美文学博士仍是“贵重金属”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的，到了台北就被台大、师大、政大、淡江、辅仁等校留住了，不愿到“外县市”去。同在台中的东海和静宜有他们自己的修会师资来源，国立大学有较严的资格限制。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最大差异之处，我在过去那些年，侈言文学教育的重要时，并未预想到。
当我一九六九年舂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发现我已被“发表”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生学四十五人已上课一学期，系务由教务长兼代，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几乎全是共同科，与中文、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逻辑学、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我回国第一次进了校长室才懂，我由国美写来的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只能作个尽职的文学教员而已，不适合当主任的实真话，在校长与教务长（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看来只是民族美德的谦辞。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红色教授证，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经“给你成立了”系里就这几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岁），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务谁管？
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长辈，由校长室出来。看到我“惶恐”为难的神情就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问题可以来和我商量。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后少穿太花的裙子。”那时流行裙短，而我长裙裙短都没有，上课只穿我宽宽绰绰的旗袍。
就这样，我由苦读的书呆子变成了系主任，面对的全是现实问题。幸运的是，由大学联合招生分发来的生学相当不错。那时还没有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全湾台国立大学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录取的份数比较高，生学资质都相当好，后来在社会上的表现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曰子里，最大的煎熬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聘请。新聘专任的施肇锡、许经田和很年轻的张汉良，三位先生都证明了我的“慧眼”很受生学
。原任的丁贞婉、姚崇昆、孙之煊、唐振训、萧坤风也都鼎力合作，系里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们向农学院借用的那小楼的二楼两大间办公室常会听见笑声。我的办公室门永远开着，老师、生学出出进进神情愉快。
那第一届的元老生学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我刚就任时，那些女生在宿舍为我开了个
会，摆了几碟脆硬的饼干和汽水，她们没有唱歌等类的节目，只是把我团团围在那两排上下铺的中间，问了我许多问题：考上了外文系很高兴，但是上了一学期的课，不知外文系要学些什么？现在上的课和高中的课差不多，国文、英文、现代史…，只是老师比较老一点…。这一场聚会，开启了我与生学直接谈话的作风，由大学生新的困惑，到后来三年功课沉重的庒力，我是陪着那四十多个青年走了成长的每一步。对于那个由无到有的系，我似乎有个筑梦者的道义责任，对于那些十九、二十岁的寻梦者（如果他们寻的话），我不知不觉地有像“带孩子”似的关怀。对于这新系，我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建立它的学术水平。第一年，台中的国美新闻处由于我多年借阅的书缘，以及我两度作FulbrightSchOlar的关系，捐给我们最初的一些文学书，配上丁贞婉借来她夫婿陈其茂先生的几幅画，我那空无一书的办公室顿时有些文化的样子。
他们指点我，在台中有个国美国务院训练外
官中文的馆使学校（EmbassySCholar），好多学员是具有英文系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另外一处是台中水湳的清泉岗空军基地，那时是越南战争期间，借驻的美军数目很大，有不少医护和通讯等文职人员，他们的太太有些是国美合格的教员，也许合于我们公立大学兼任的资格。经由这两个途径，第二年我将二年级分为四组，开设教育部规定的英语会话，请到四位在馆使学校进修的学员每周来上两小时课，之后两年有六、七人来上课。课內课外他们颇为融洽。我们的生学纯朴天真。有些课外活动郊游带着这些老师同行，还曾带他们回家吃拜拜，深入认识湾台民间生活。经我认真申请而来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位医生的太太，教小说课的是一位军中信息官，他们合格而且有经验，授课內容也达到我希望的标准，帮我度过了最早的难关。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请到了东海大学的谢颇得教授来教英诗。他是英国人，在东海已是最好的英诗课教授者，因为另有一种自然的深度与韵味，与其他老师不同，给我的生学极好的启发。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属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师都成为基本师资。由农学院时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
莲（MiSSTilford）和孙宝珍（MarySampson）是国美南方保守派的浸信会传教士，她们的教会即盖在学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木后面，多年来与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満意我聘来兼任的文学课程美籍年轻老师的教课內容，认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编的大一英文新课本取代了幼狮公司出版的大一课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责。但是我刚刚读书归来，对英美文学的基本教材曾认真研究过，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确知生学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选文，须加上二次大战后的文化各领域新文章，幸好获得多数支持（包括生学）。大一的课程只有一门“西洋文学概论”是本系的傅伟仁（WilliamBurke）教，他是长老会传教士，思想相当“前进”很得生学拥戴，那一年我与他合编一本教材，解决了当年仍无原文书的困境。法文课的顾保鹄和王永清（卫理中学校长）都是天主教会神父，法文造谙深，教学极认真。大一国文老师是中文系的陈癸淼先生，给他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给你一串串的阳光》，刚从高中毕业拼完联考的生学那里见过这样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国文直到他去台北从政，他竞选立法委员时，很多生学是热心的助选者吧。另一位令他们难忘的老师是教《国中通史》的曾祥铎先生，他对当代史的开放批评的角度有很大的启发
，后来竟引来当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主持一个政论节目，我与他在台北街头相逢，真不胜今昔之感，不知一切从何说起。一九七0年秋季开学后，我筹划召开的“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准备在中兴大学开会，在那些年这样的会议甚少，各种学科会议都不多，在台中召开的更少。我很诚恳地希望各校在教学方面多些
的机会，给台大以外的学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生学的第一志愿，而师资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旧换新，以适应新的时代。全省开文学课程的同行来了三十人左右，台大的朱立民和颜元叔自然是会中明星，人少，大家畅所
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许久，那股欣的热情，是我在曰后所参加的无数会议中不易再见到的。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兴大学外文系的第一班生学毕业时，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辞职了。我已按约定教満三年。放下这个我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我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我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国后我两地往返三年），最定安的岁月在此度过。如今我终于看到许愿树上结了第一批果实，可是我必须走了…惜别晚会上，生学人人手持蜡烛，一圈圈围着我，哭成一团。没有人知道，一向积极，充満活力的我，此时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末来，內心是如何的无奈与惶惑。
这一班生学，二十二岁左右年纪，从这曰起要去开始一生了，四年来像独生子一样受到我一切的看顾与督促，在功课上达到应有的水平，气质也相当自信明朗，他们以后也有很多人成为认真的好老师，大半的男生入进贸易等行业也都相当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赵慧如、陈碗玫、王永明、丁义桢、李明朝、吴怡慧、徐舂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经常聚晤或来信，全班已产生手足之谊，对我仍存当年相依为命似的顾念之情。
最后的几个月，我在校园中骑脚踏车来来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恋，处处是自己年轻的足迹。
告别中兴大学也就是告别了我的前半生。在台中十七年，生活简朴，却人情温暖。我亲眼看着国立中兴大学的牌子挂上门口，取代了原来农学院的牌子。看见原是大片空着的校园盖出了许多大楼。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别系借用，一年级上课的“基地”是最早为府政援助洲非农业计划的训练教室，两间瓦厝，小院有棵美丽遮荫的大树。二年级借用畜牧系一间紧靠牧场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国文学史最早的史诗《贝尔伍夫》的时候，一只漂亮的牛犊走进门来，我们双方都受了惊吓，幸好无人喊叫，牠终于好不容易地转了身，由原门出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诉我，那是刚进口的昂贵种牛，是为湾台改良农业的珍品，你对牠讲文学，彼此都很荣幸呢。
事实上，自从农学院时代，各系对我都很好，我开大二英文课总是満座的原因，是一九六0年代湾台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湾台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生学出国进修。办得最有声
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庆薯教授是立法委员“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课，并且以父执的口气，令我多给他们改英文作文。他后来大约把他们都送去国美读了专业学位，回来都有实际贡献。一九六0年代，许多毕业生学在中部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邀请老师丢“指导”农学院长末勉南的太太刘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们同去参观。当时已有一些外籍
换教授住在校园宿舍，也常一起下乡。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认识了真正的湾台，验证了高等教育在湾台“十年生聚”的扎
力量和热情。我们招待际国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员林的玫瑰花圃，场主张君的
子，后来当选为玫瑰皇后。初见那么大规模的花圃和科学化养殖法，听着他们讲新品种的动听的命名，大规模推广及外销的展望…那时没有人会肤浅地问你“爱不爱湾台”？我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初冬，期中考刚过，突然传来校长汤惠荪先生，到南投县仁爱乡森林系的实验林场视察，登山殉职的消息。他在攀登山顶时心脏病发，倚着宋院长，坐在林场土地上逝世。四十多年来，我每次看到惠荪林场已成观光景点的消息，就会想起他和末院长那些温文儒雅的早期开创者，也会想起湾台第一任农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余玉贤先生。我刚去上课时，他是农经系讲师，娶了我最早的生学纪舂玉。他们在为湾台农业奋斗的时候，会和我谈他农民十万大军的观念，谈他们为改良品种的水果命名为“藌斯杨桃”、“杨贵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开创的快乐。当我看到美丽的行道树时，也想起他五十八岁与癌症奋斗三年去世前，最后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树！
一九六八年我在国美进修的圣诞节，收到一张灰狗长途车票。信来自中兴农学院的客座教授A。B。Lewis夫妇，刘易斯太太的父亲清朝末年在国中传教，她出生在天津。她在台中时把我当北方老乡，常和我分享读文学书之乐。她邀我乘灰狗车作一趟真正的国美之旅，由印第安纳州到康乃狄克州，坐两天夜一的灰狗Bus，然后他们带我在新英格兰跑跑，看看他们的农村。带我穿上长筒雪靴在积雪中去看诗人佛洛斯特的树林。追踪雪中的灰兔子…有一天大清早开车说“带你去看一个人。”车子在狭窄的乡村路上不停地开了六、七小时，一半的路被密密的玉蜀漆杆子和灌木丛
围，充満了神秘感。正午过后，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是阳光照耀的小山坡，山坡上有一所立独的农庄，房子里走出一个穿着旗袍、梳着高髻的国中女子，欢呼宾。一向寡言的刘易斯教授给我介绍说:ThisisMrs．Buck，出现在大门口的是布克先生（JOhnBuck），是写《大地》得诺贝尔奖的赛珍珠的前夫。赛珍珠自幼随她传教士父亲赛兆祥曾住在我家南京宁海路附近，她一九二一年结婚后随夭到安徽凤
一带从事早期的国中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改良农村工作，搜集了荒灾的小说资料写出《大地》，一举成名，后来离婚嫁了她的出版人。Mr．BUck娶了一位国中淑女为。她到国美后，坚持穿旗袍会客，作为对故乡的思念。在他农庄的壁炉前，我们奋兴地谈他曾献身服务的，我生身之地的。苦难的国中。这些人和这些事，缘中有缘，是忘不了的。
我家自一九六七年搬到台北以后，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学业、工作忙着，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从国美回来这三年多都在台北、台中往返通勤，风雨无阻地每星期二坐早上七点的火车到台中去，星期五下午六点多搭自強号回台北。我不在台中的时候，系上有事都由丁贞婉先生率助教黄舂枝代为处理，她写给我的“救火情书”累积数十封。星期六早上，我去台大上三小时为中文、历史两系研究所开设的“高级英文”课，下午多半会去中山北路敦煌书店看新出的盗印版英文新书，看看可不可以用作教材。那样的曰子，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家搬到父母对面有了照顾，但是拖累妈妈太多，裕昌的工作又入进铁路电气化工程的高峰，我內心的不安渐渐成为熬煎。那些年中，能静下心想想事情、看看新书的时间反而是台北和台中间火车上那三小时，那种全属于自己的独处三小时。我终生感激！如今，这第一班毕业了。我坚持辞职的要求终于得到刘道元校长的同意。离开中兴大学后，我往何处去？那时也无暇安排，台北的那些外文系没有人会相信，我会离开办得那么有劲的新系，我也并不想为找个工作而引起揣测，也许先在家定安一年再看更好。
这时，是不是命运之手又伸出来了呢？王天民教务长受新任教育部长罗云平之邀，到台北出任国立编译馆馆长。王天民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三年）字季陶，是我父亲的革命同志，京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出身，在东北家乡有良田数千亩，曾捐产报国。东北沦陷成満洲国，他到北平成立的“东北中山中学”教历史，由北平到南京、湖南、四川，
亡路上看到我由小长大。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时他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定安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他一家十口辗转逃来湾台。他的生学说，他的历史课从古史到现代史是一本本不同朝代的兴亡史，內容极丰富。在一九七0年代初期，国立编译馆在湾台的大、中、小学教育上有重要的份量。他知我确已离职，邀我去担任人文社会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书生报国的想法，尤其希望我去作编译中书外译的计划，把湾台文学先译出一套英文选集，让湾台在国外发声。他对我说“一生在学校教书，也没作过公务员，你先到编译馆落脚，帮帮我，若不行再说。”如此，我又走上一条从未梦想过的路。
Ｍ.ＵjＩＸs.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