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变树的启示
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台大外文系教英国文学史的李达三教授到香港去教书,侯健邀我回台大专任教这门主课,这是我终身志趣。
在编译馆的岁月,风夜从公,我非常认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完成文学文化的计划,包括:翻译国中现代文学创作进军世界文坛,放下“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从文学的角度新编国国中文教科书,以及编纂西方文化经典和“现代化丛书”
很多人以为我会继续这份工作,但我內心真正喜欢的是回校园教书,因此当我离开时,也就无所眷恋了。
离开国立编译馆那早上,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曾度过五个夏天的办公桌前,望着窗外那棵美丽的变树。在一切俗务烦恼之外,我曾多少次从那台新的电动打字机上抬头,看到曰影移动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树》歌(JOyceKilmer"Trees”)之中的赞叹:
AtreethatlooksatGOdallday。
Andliftsherleafyarmstopray。
这树整曰仰望上帝。
高举枝叶茂密的手臂祷告。
啊!它使我想起,这些年中我曾度过多少“难过苦关头”寻找了多少解决难题的方法,请教了多少学者专家,折冲、讨论。达到一个“家国出版人”的稳妥结论。
他们的审查意见,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没有计算机的时代,都是一页一页的墨宝…这些学者的大名可以说涵盖了一九六0到八0年代的湾台文化史,他们的声音笑貌,这棵变树隔着窗子,看得真切。
一九七七年暑假,王馆长已退休,我从编译馆全身而退,他全心而退,回到台大那宁静的文学院老楼,斑驳而明亮的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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