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陆天明相识已经很久了。才一会面，他就引起了我的关注。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忧国忧民，他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他完全相信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文学的力量、语言文字的力量。他愿意摆脫一切世俗利益的困扰。为了信念，他会产生一种论辩的热情，他无法见风使舵也无法轻易地唯唯诺诺
合别人。他可能见人之未见却又不见常人之能见。他的几近乎“呆”的劲儿与特有的聪明使我想起年轻时候，例如五十年代的自己。他的大头、他的眼睛、他的目不转睛的执著，都很可爱，又有一点点可怕，还有相当的可悲。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満悲剧感的人物。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怎样向他传达一点经验、一点“狡狯”帮助他避开他也许不可能完全避开的悲剧性命运。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他的历程不算太喜，但也谈不上太悲。毕竟时代不同了，谁说我们没有进步？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用年轻人中突然流行起来的一句话说，他似乎活得很“累”不同的是他的累不是由于文坛內外的蝇营狗苟、纵横捭阖、劫夺捞取；而只是累于写作、写作、写作…他似乎在事倍“功”半地写作，虽然像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篇《白木轭》和《啊，野麻花》，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获得了好评。
后来，在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那几年，陆天明沉默着。文坛似乎有他不多，没他也不少。三年过去了，当新的勇者或者狼狈激动着一些作家的时候，陆天明抛出了一块大“砖头”他寒窗三载、辛苦经营的新作力作——《泥曰》。
说是“力作”可不是
语套话。从《泥曰》中我们几乎可以感到、可以看到陆天明的那透过了纸背的力度。那是一种思考的执著——他从来都热衷于进行忧国忧民、忧史忧文。忧斯民更忧人类的整体
思考。那是一种结构的精力，陆天明运了气。发了功，把各种強烈鲜明而又各具异彩的人物，把各种触目惊心、既“现实”又浪漫的生存状态，把富于反差的、既严峻又
人的种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把极有戏剧但又大致合乎情理而且不落窠臼的故事情节组织在一起。那更是一种创造力、想像力的高扬。陆天明在疆新生活了多年，边疆的奇异风光。特殊的历史、民族与文化背景当是他构思这部长篇的基础。但陆天明无意去写某个边疆地区某个特定的民族、某段历史的事件与事件的历史，这并不一定是陆天明所长。陆天明全力以赴的是创造他小说中的一个边疆世界、一块边疆土地、一群带有传奇色彩、神秘色彩、极尽所能地“陌生化”了的血血
之人。如果说这部书标志着他的文学想像力、小说想像力的一大跃进，是他的创造主体意识的一大弘扬，当非夸张不实。他不拒绝猎奇，毋宁说他很喜欢猎奇。但他的猎奇不是局限于奇风异俗与无巧不成书的惊人之笔，他的猎奇与荒凉的地貌、多变、无情而又雄奇宏伟的气象（天象），与人物的強悍、奋争、热情，与这一切的得不到结果、得不到答案，以及与历史的威严与并非完全可解的步伐，与对人生对人对个性对国土的思索结合得比较好。这就是说，他的猎奇与严肃的思考追求结合起来了，他的猎奇有着远非一般传奇作品所具有的广度与深度。《泥曰》的传奇既体现于故事更体现于人物，既体现于场景更体现于艺术氛围，既体现于题材的取舍（其中当不乏对于“可读”的考虑）更体现于一种严肃的悲剧。它不是历史，却充溢着历史感。它未必赞成“认命”却
着俯瞰的悲悯的宿命感。从严格的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看，《泥曰》并不（或十分不）可靠，却具备着一种相当理性的认识价值。它是有魅力的，更是有分量的。我在读《泥曰》的时候常常想到边疆，想到祖国，想到那些艰难而強悍地活着的人物，想到人生的辉煌与盲目、绚丽与残酷，想到
望与情感的价值与无价值…我更想到陆天明。我好像看到了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的唐·吉河德。我好像看到了赤身
体、气功劈石劈山的河北吴桥（我的故乡一带）壮士。我好像看到了保加利亚的举重选手要求工作人员一次给杠铃增加了10公斤。我好像看到了他两眼中燃烧起的火光。我知道我无法用轻松如意、用俯拾随心、用舒缓从容、用举重若轻、用四两拨千斤的一套美学范畴或评文命题来谈论他。虽然我不无这种求全的希望。陆天明就是陆天明。我又想起他的几分“呆”来。不是食书不化。更不是真缺点什么心眼。他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如今已经少有了、久违了的虽九死而未悔的郑重。《泥曰》的成绩令人肃然起敬。《泥曰》的美学理想令人感到崇高和静穆。也许他确实选择了一条事倍功半的路。也许他还远远没有入进“化境”但是，当旁人竞逐捷径的时候，他的路不是更值得珍重与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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