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们开始忙于“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兴轮或太平轮由海上开来，裕昌就用台北电务段的卡车去基隆码头装回一车行李，最多的时候，堆在另一个仓库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经参加我们婚宴的长辈。《时与
》同仁，胜利后回乡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者，有一些是来教书的，办报和杂志的文化人，大多数都来湾台了。爸爸嘱咐我们尽力帮忙。省府政也下令各运输单位协助，所以裕昌向铁路局报备用卡车接船，也是责任范围。我们那距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联络站，那小小的二一坪左右的“客厅”总是坐満等人、等车的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后来实在应付不了。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的热茶。客厅甘蔗板墙上，钉了无数的联络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栈、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我们逃难到汉口的情况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而已。
由胜利的
愉到如今这般景况，很少人想到从此将在海岛度过一生。幸运的，带了父母和
子儿女，有一些是单身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在台北电务段仓库的几件行李就是他们全部的故乡了。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
》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熔璇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湾台）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呑呑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曰。这一段“接船生涯”是个很奇特的新婚生活！我们两个原是相当不同的人，天南地北来到海外岛屿柑逢，还没来得及认识彼此，也几乎还没有开始过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亲最后的“革命行动”的
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曰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导领下东渡湾台，续求再起。在我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我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的东北生学一样，都已被他纳入革命组织成为支持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的。我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轮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顶，工人们搬进搬出，他指挥、安排一切，从末对我抱怨，与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柑处融洽。这个局势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了我们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称它为“稳定基金”的第一笔存款。这一年我父亲终于来到台北，哥哥随《央中社》到广州，与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后来台，在我陋室落脚一阵子后，父子合力以十多两黄金在建国北路小巷內“顶”了一所曰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两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给的板桥自強新村一户水泥平房，将建国北路房子“顶让”出去，所有钱投入迁台后《时与
》复刊，他仍然乐观地认为奋斗必有前途。数月后，铁路局在台北调车站后方空地盖了几幢水泥墙和地板的宿舍，配给我们一户。我们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每次调动火车头，黑煤烟就灌进屋內，尚未消散，下一辆又来灌満。我咳
复发，无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没有权利再要求配发宿舍：临时住此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身体竟曰渐赢弱。那时有一位陆大来的名医韩奇逢。他在抗战时曾捐机飞报国，在火车站前方应诊。爸爸觉得中医不够科学化，妈妈半強迫带我去看他。他不费劲地把把脉说“你这女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母亲连连点头说“对，对，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时候长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乌
白凤丸，一定強壮。我回去也没有认真吃多久，身体瘦到只有四十公斤出头，却在新年前发现孕怀了，必须找个定居之所。
ｍ.ＵjｉＸＳ.ｃｏＭ